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殡葬 业已拥有的殡仪馆、火葬场、公墓、骨灰存放架等3000余家，从业人员达40000余人。朱金龙先生指出：“得到政府财政的支持和多种社会资金的进入，中国殡葬 业的服务设施有了极大的改善。上海、广州、北京等大城市的殡仪馆的建设均投入了数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全国1500家殡仪馆中，已经有近二成的殡仪馆因设施和管理水平符合标准，被评为国家等级殡仪馆，其中一级殡仪馆42个，二级殡仪馆101个，三级殡仪馆134个。很多公墓注意环境建设，经过合理规划和精心治理，不少公墓被评为花园式单位，上海的滨海古园还被评为全国绿化模范单位。中国绝大多数的殡仪馆都能办理遗体接运、悼念仪式、遗体冷藏、遗体火化，供应骨灰盒、花圈及各种祭奠用品，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大中城市，服务项目和供应的用品还要丰富（plump)一些，比如遗体防腐、遗体整容、鲜花业务、哀乐吹奏、摄影摄像、餐饮宴席等。”（参见《走向文明与现代的中国殡葬 业》，文载《第一届国际华人生死学研讨会(Seminar)论文集》，马来西亚2005年4月，第126页）驻足于中国殡葬 业大发展的今天，我们既要肯定成绩，更要冷静地省视，不仅要看到中国目前的殡葬 业水平与国外发达国家与地区的殡葬 业有较大的距离，而且殡葬 业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事业与人民群众的期待、社会的需要还有相当差距。因此，如何适应中华民族的生死文化，建构一个设施现代化、内涵民族化、适应中国民众需求的中国殡葬 业，是摆在每一个殡葬 工作者面前的重大任务，需要做出极大的努力。本文将从分析(Analyse)中国人之生死企盼入手，探讨中国殡葬 业改革发展中的几个问题，这只是一管之见，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人类生死问题的严重性
长期以来，人们皆乐观地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制度的改进，人类的生死问题也可以得到相应的解决，但实际上则不然。如今，科技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准也大幅度提高，但死亡问题并没有减少更没有减轻，现代人的死亡的品质并没有得到与社会发展同步的提升。
1、科技与制度的发展并不能完全解决人类的生死问题。
人别于万物的特质有无限之多，但最基本的还在于人有精神、意识和理性。中国古人有二句名言：“人为万物之灵”、“人是天地之心”。所谓“万物之灵”说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可以明事理，能够区分万物，在此基础上，人类可以驭使万物以为己用。所谓“天地之心”是说，人类虽然是天地自然所生，但却成为了天地自然的一种灵明：万物是没有精神意识的，是不能自明的，只有人类才有思想、意识与观念，才能认识万物、分辨万物，是为“天地之心”。所以，无论从发生学、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人类历史发展来观察，精神、意识、理性始终是人类最基本的特征，也是人类之所以别于其他动植物的根本所在。
千百年来，人类就是运用自身的精神、意识和理性，去认识世界、去改造世界，并使自然界屈从己意，获得了难以估量的物质财富；同时，人类也不断地改造社会、创设制度，运用精神的能力去创造音乐、绘画、文学等等的艺术天地，从而在自然的世界之外营造出一个无比丰富的精神世界。时至今日，应该说，人类已经极大地提高了生活的水平，获得了较高的物质及精神的满足。
由这一视角来观察与人类共始终的特殊的生命事业——殡葬 活动，为什么会从家庭、家族的一种哀伤活动演变成为现代社会一个庞大的产业呢？正是在人类有精神的世界。殡葬 的消费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消费、心理消费和情感消费。与劳动价值论揭示的商品的价值由劳动量决定不同，殡仪服务的价值不是由劳动时间的量决定，而是取决于丧者情感、心理、精神上的满足，体现为满意度的高低。
所以，人类应该进一步深思，扪心自问：我们为何要勤勤奋奋？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大规模地改造大自然、如此深刻地变革社会制度？我们为何要创造出如此丰富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不都是为了使我们的人生更好更精彩吗？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了：人生并不仅仅指生活，更包括死亡在内。死亡并非是人生的异质性存在，并非是人生之后的状态，“死”实质上正是人之“生”的一体两面，就涵括在人“生”之内。
据有关资料显示，仅就中国大陆而言，目前的死亡率大约为千分之六，也就是说，中国一年死亡人数约达八百二十万之巨。（按《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一号）》，全国人口为129533万）一般而言，一个面临死亡者，他的家人必不可免地会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而同时与死者有关的朋友、同事等也会产生哀伤之情。这样，仅中国大陆每年的临终者和受死亡问题的困扰者就有九千万人左右（以每个逝者10个左右的亲属和朋友计算）。可见，在二十一世纪及其以后，死亡品质的提升，包括殡葬 水准的提高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若死亡品质不能迅速地、较大幅度地提高，势必拖住人类提升生活水平的后腿，从而让人类全面改善人生品质的努力落空。殡葬 业品质的改善，是人类解决死亡问题整体努力的重要组成方面。
一般而言，科技可以帮助人类去征服自然，提高生产率，获得越来越多的物质产品，大幅度提升生活的水准，但却难以解答人类之死及死后世界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原因很简单，科技所由产生的基础是人类的理性，而理性又主要生发于人之经验。“死”却是人类经验无法到达的领域，“死”存在于“彼岸”世界，是活着的感性的人难以经验的存在。所以，这些问题也许只能求助于生死的智慧。
所谓生死智慧，本质上即是对人生问题、“彼岸”世界、超越性存在的一种解释模式，而这种解释模式具体就落实于人类的殡与葬的活动之中。从生死哲学的角度看与人类共始终的殡葬 活动，其实质就是人类试图突破“生”“死”之界的不懈努力，这是一种悲壮的最终总是归于失败的努力，而且消耗（consume)了无数的物质财富。如果站在纯理性的立场、站在科学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一切似乎都不必要，毫无意义。但是，恰恰是在殡与葬的过程中，人类创造了丰富的丧葬文化，从而使临终者得到一种稳定（解释:稳固安定；没有变动)感，获得安息之境，特别重要的是，遗属们获得了一种心理的慰藉、一种无穷的期盼、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这其实就是人类解决死亡问题努力所在。问题在于，我们的殡葬 业是否真正的实现了这一目标，还是部分地背离了这一目标，甚至扭曲了这一目标？这才是我们要真正要关心、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2、现代人之生死实存与中国人之生死企盼间的紧张。
所谓中国人之生死企盼，指的是中国人对生死状况的种种愿欲、期望和追求。死是人生之终点站，蕴含着人们众多的生死企盼，其一源于历史传统文化的积淀，二来自社会现实的存在状况，所以，人们的生死企盼具有民族性、多样化、复杂性和变化多的特色。一般而言，中国人的生死企盼集中到一点，即是“善死”与“善终”。所谓“善死”，即人们不是遭受到水、火、刀、兵而死，其死是一种正常且自然的寿尽而亡；所谓“善终”，是指人们临近死亡时，能安卧在熟悉的老屋子里，亲朋好友环侍在旁，临终者可以从容不迫地交待完各种心事，再安然瞑目。并能够“入土为安”，让子孙后代可以“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人们若能实现这种“善死”与“善终”，便达到了理想的高品质的死亡。但是，现代社会中人的死亡，显然与此企盼有较大的差距。
首先，现代人已无“正常死亡”的观念，人们无论是不是在一个自然而然的状态下去世，皆被视为非正常。人们大都是在医院中经过各种治疗（有许多是非常折磨人的治疗），然后才被宣告“医治无效”而死亡的。即便不是在医院中死去，人们也习惯地将死者视为因某种疾病所致。美国著名的医生舍温·纽兰指出：在现代社会，老年人无疾而终的事是不被承认的：“美国联邦政府发表它的《死亡统计预测报告》，从该报告的前１５项死亡原因中，或从其他任何无情的一览表中，都找不到一个项目适合某些刚过世的人。《报告》异常整齐，它把８０－８９岁及９０－９９岁的人所患的特有的一些致命疾病在病因栏中列出来。即使死亡年龄为３位数的人也逃脱不了制表人的分类术语。……作为一名具有行医执照３５年的医师，我从未鲁莽地在死亡证明书上写过‘年老’一词，因为我知道，如果这么填写，这份表格将退回给我，并有某位官方（authority)记录保管人的简要附注，通知我，我已违反了法律。世界上任何地方，无疾而终都是‘不合法的’”。（《我们怎样死──关于人生最后一章的思考》，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１页）这样，在现代社会，正常死亡的观念实际上已经从人们的头脑中被驱逐出“境”了。那些年龄非常大，显然是衰老而死者，人们也不认为是正常的死亡，因为所谓的“衰老”在现代社会的医疗体系中，也是某种或某些病症造成的（如心血管的毛病、中风、癌症等）。由于当代人之死皆被视为一种非正常的现象，对临终者而言，死亡的悲伤也就更大了。因为他或她觉得自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死去实在是不应该，怎么这样发达的医学科技就治不好自己的病呢？而死者的家属之内疚心理和痛苦也更深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照顾好死者，为何没有早日发现亲人的病并提供最好的医疗条件及时治愈它呢？等等，这就使中国人生死企盼中的“善死”愿欲落空了，没有任何人是一种“寿终正寝”，这就大大加深了当代中国人之死亡恐惧与悲伤。
其次，逝者也难以达到“善终”。现代社会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亲人们很难在逝者亡故前全部赶到，而且人们大多是在陌生的异己的医院中去世。然后则是亲人们强压悲痛，机械地添写死亡证明书，还要办理一系列冷冰冰的手续；再后则是尸体解剖和焚化，等等。这一切现代死亡处理方式的工业化、技术化的操作几乎都与中国人生死企盼中的善终要求相背离，这也即是我们常见的中国人临终前总有返家的热切渴求，还有许许多多亲人未到齐，逝者“死不瞑目”的故事，以及尸体解剖和焚化遭到民众本能抵触的深层次原因。
所以，现代中国的殡葬 业应该充分注意到中国人生死企盼的特点，消解死亡处理方式的工业化和技术化操作造成的负面影响，使之更具人性、更有人情味和人伦家庭的氛围，以提升现代中国人之生死的品质；同时也真正提高中国殡葬 业的水准，让逝者走得安心，让丧亲者能放心，让社会能满意，从而为构建中国的和谐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3、中国殡葬 业存在的一些问题
中国的殡葬 业应该说现已初具规模，与从前比较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但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中国殡葬 协会副会长、上海市殡葬 服务中心主任朱金龙先生认为：中国的殡葬 业正面临一场刻骨铭心的改革。以开展诚信经营为内容的活动已经拉开了序幕，殡葬 业的经营者正在以诚实经营、人性化和规范化的服务树立正面形象，努力消除过去因为塔陵传销的经营欺诈、专营机制下的强制消费和过多利润空间的暴利行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参见《走向文明与现代的中国殡葬 业》，文载《第一届国际华人生死学研讨会论文集》，马来西亚2005年4月，第127页）
一、中国人生死企盼的基本特征
从历史传统与现实的社会存在与发展来看，中国人善死善终的生死企盼又可别为主要的三个方面，现分述如下：
（1）中国人生死企盼具有伦理化的特征，其核心观念是孝道
死亡作为生命的中止，首先显现为病理的或生理的现象；但作为人之死亡而言，它突出的则是其文化意蕴。传统中国人对待死亡，首先突显的并非它的自然性，而是其伦理性。大多数的中国人往往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思考、规定、显扬死亡的意义与价值，从而使中国人的生死企盼散发着浓厚的伦理气息。
中国人生死企盼的礼仪化最突出地表现在祭祀上。传统中国家庭中的生死教育一般都是在祭祖的仪式中进行的，因此，中国历代家训无不强调祭祀的重要和必要。《孝友堂家规》详细地规定道：
在一个人一生中的各个时段、各个节庆之日，都必须按礼仪的规定祭祀先人，要做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否则既是不孝的表现，也会遭致祖先的惩罚和邻人的指责。一个中国人生前可悲之事很多，但最最痛苦之事还是担忧“香火不保”，也就是说家族的祭祀中绝了。这样一种心态对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和死亡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以中国人之生死企盼为核心，推进现代中国殡葬 事业的发展
应该看到，中国传统的丧葬礼仪，产生的土壤是小农社会，许多方面极其繁琐，且十分迷信，不仅与现代科学文化相背，也与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不适应，需要大力改革，移风易俗仍然是中国殡葬 业的重要任务。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破四旧”、“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又极大地损害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对人性、人的生命尊严、人道、人文等等任意践踏，造成了另一性质的大问题。具体在殡葬 活动中，将丧葬仪式减化为一个简简单单的追悼会，又存在着不合人性、有背人道、无法彰显（zhāng xiǎn）人文的弊端。
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立足于中华民族生死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既肯定中国殡葬 业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同时也要意识中国殡葬 业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推进中国殡葬 业的改革与发展刻不容缓，而其核心则在于从中华民族生死文化出发，探讨在殡葬 过程中怎样才能更好地满足中国民众的生死企盼，这就需要现代中国殡葬 业确立人性化、人道化与人文化的发展方向。
第
一、中国人生死企盼之伦理化的特征要求现代中国殡葬 业必须注意人性化的问题。中国人生死企盼之伦理化的特征对现代中国人有无影响？以及究竟有何影响？殡葬 业怎样做才能适应这一特征？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仔细观察现代社会的中国人，可以发现这种影响不仅有，且十分巨大，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分析和探讨。
在天津医科大学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对4250人的抽样调查，在问及“面临死亡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在城市居民组中，选择“不能再有任何经历”、“怕死后不知变成何样”、“不知死后会发生何事”、“我的亲友会哀伤”、“所有计划都得结束”、“死亡可能很痛苦”的百分比分别是：15。93、7。66、8。97、10。06、12。89、18。15，唯独选择“对家人责任未完成的比例高达21。46。农村居民组的情况是，对前一组问题选择的百分比分别为：16。11、8。06、9。00、8。06、12。32、8。06，而选择“对家人责任未完成”的百分比还大大超过城市居民组，达到36。02。现代中国人在面临死亡时，大多数人首先想到和主要考虑的就是人伦责任未竟的问题，而这一点也在现代医学的临床实践中也获得了证实。
庄慧玉等在《480例死亡病人临终前的观察和研究》一文中写道：“有的病人极望会见亲人，尤其是病人的子、女、妻、夫，见面时亲切异常或哭泣不止；或对他人愧疚，言词忠恳而后不久即死亡。死前的不安与恐惧：老年人涉历艰辛，十分向往安度晚年；中年人多有妻子儿女、白发父母，虑及自己死后上不能孝养送终老人；中不能与妻白头偕老完成自己的事业；下不能为儿女成家立业。青年人则为其美好的恋爱、婚姻和事业终止而遗憾终生，因而病人极端痛苦、恐惧，从而加速病情恶化和死亡。”(文载《全国临终关怀与死亡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1996年，昆明)尹彩兰在《临终病人心理关怀体会》中写道：“临终前的病人，想到自己将离亲人而去，到另一个世界去，就不时的有一种孤独感袭来，这种孤独感很凄凉，很恐惧，因而病人表现过分的依恋家属，希望周围的人给予温暖，分担痛苦，减少孤独的日子，摆脱最后一刻凄凉感。”(同上)由以上临床材料来看，普通中国人在面临死亡时，首先企盼的是亲人环伺在旁，能够倾述心声，能够再多看一眼亲人；最担忧的则是自己去世后，给家庭带来的问题和困扰；而最害怕的则是逝前死后面临着没有亲人的孤独。凡此种种都说明现代中国人并没有脱离人伦之网，生死企盼的伦理化特征仍十分明显。
中国人生死企盼伦理化使中国人寻找到并仍践履着一条死亡非个我化的生死之路。生死企盼伦理化的结果是本为与个人密不可分的死亡事件蜕变为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生命存亡之事。这可称之为死亡非主体化现象。这种死亡的泛化，一方面使个人之死亡痛苦可以适当地分散给许多亲人，从而减轻了临终者生理与心理的重负；另一方面也使个人之死亡的事件对一个家庭的众多成员产生的影响极大，这就突显出在现代中国广泛深入地进行“遗族辅导”工作的重要和必要。
以往殡葬 业者大多认为：殡葬 工作的对象当然是逝者，是处理逝者遗体的过程。但具体到中国的殡葬 业，考虑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及中国人生死企盼之伦理化特征，则必须将遗属们的问题也纳入殡葬 业工作的范围之内，这应该成为中国殡葬 业人性化的重要特色之一。
亲人之亡的事件往往给人们沉重的心理打击和感情重创，导致的负面影响极大，甚至导致新的死亡事件，如在中国社会屡见不鲜的因亲人突发死亡而相伴的自杀事件的产生。如何使丧亲者接受死亡的事实，并尽快地从死亡阴影中走出来，重新展开自我的人生之路，这一任务应该也必须由中国殡葬 业来完成。这是因为，在海外及西方许多国家，悲伤辅导已成医院内的正式部门，医学、宗教、社会慈善机构等都在做着这些工作；而在中国，还没有一个制度化的机构和专业人员在专门做遗属之悲伤辅导的工作，殡葬 业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
丧亲之痛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可怕的生命“杀手”。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人们只要有正常的寿命就一定会在某时遭遇到丧亲的事情，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伦理情感特别浓厚的文化
